老太太捧着陶瓷杯,只望着饮品不动,苏涵水低眼抿一口热巧克力,唇上一抹深色印子。
老院长在世的时候,经常喝热巧克力。他办公室的柜子里藏着世界各地的巧克力粉,彭朗第一次见老院长,对方就用热巧克力招待他。他们见过很多面,老院长最喜欢深陷一把牛皮软转椅,手掌抚摸啤酒肚,安逸地说一句:“La vie, c'est dure. Mais on a du chocolat chaud.”他的胡子黑白交杂,堆在嘴唇以上,随笑容向两边撇。
苏涵水在十四岁那年,听不懂法语,彭朗自觉给她翻译:“生活艰难,但我们有热巧克力。”她一点儿都不赞同老院长的乐观,甚至认为他盲目,只不过苏涵水喜欢喝热巧克力,也就冲老院长点头。
在那些年少的日子里,苏涵水和大多数青春期的人类一样,热衷于突显自我。她把自己想象成宇宙的中心,脑内每一颗星球又沾染悲观主义的色彩。
苏涵水的悲观源于她的生活。她没见过自己的亲生父母,打小长在孤儿院,一大群孩子挤在一块儿,她也没受过谁的特别爱护。苏涵水每天思考最多的是,如何向别人阐述自己的孤独,她试图证明这个世界的冷酷无情和荒谬,却拒绝倾听他人的悲惨世界。
她有理有据,万一对方比她还惨,她就会失去“宇宙最惨小孩儿”的称号。
苏涵水从不跟孤儿院的孩子讲述悲惨,因为那些孩子一个比一个身世凄惨,她并不特殊。
后来她遇到彭朗,这哥哥长得很高,主动来帮她放风筝。他们两个放累了,坐在草地上闲聊,彭朗问苏涵水为什么哭,她起初只说两三句,再往后就像情绪积累多年,终于找到宣泄口,在彭朗面前痛哭流涕了一场。
彭朗认真听她的故事,苏涵水于是喋喋不休。她的措辞通常夸张,主题多围绕毫无归属感的人生。彭朗也对这个问题倍感困惑,他坐在苏涵水身边一言不发,偶尔递张纸巾,侧过脸看她时,曾细致观察过苏涵水的眼睛。
她长了双适合哭泣的眼睛,那些泪水挂在眼周,连同淡粉的皮肤一起增添楚楚可怜的美感。一颗颗泪珠淌过她的面颊,比山间河流还急湍。彭朗帮她抹眼泪,说没有谁比苏涵水哭得更自由,她忽略别的字词,只记住了“没有谁”这样代表独一无二的说法。
苏涵水相当早熟,很快便察觉了自己想跟彭朗发展一段爱情。
她第一次跟彭朗表白,是在十七岁。彭朗听过她戏剧一般的发言,沉默片刻,婉转谢绝她的好意。苏涵水觉得彭朗不应该拒绝她,啪嗒啪嗒掉着眼泪,没过一会儿眼神变得坚定,直接踮脚亲了他的嘴巴说:“你得爱我,因为没有人比我更爱你。”
彭朗不知道有谁比苏涵水更爱他,所以无法反驳。
他不怎么讨厌苏涵水的亲吻,却也不会主动回吻。
他们的关系开始复杂微妙,苏涵水仍旧同彭朗分享悲惨世界,说到动情之处潸然泪下,一边哭一边搂住彭朗亲他的脸颊鼻梁嘴唇,好像越热烈,越能印证在这个冰冷孤独的世界上,她之于一个人有特殊性。
彭朗承受不起她愈发沉重的眼泪,正好彭诉仁问他要不要出国学商,彭朗连眼睛都没眨一下,就逃到国外念书。
在他留学的那四年里,苏涵水给彭朗发过无数条消息。他在伦敦的两年,还逐一回复,偶尔也会挂掉她打来的跨国电话再拨回去,后来去了巴黎读高商,苏涵水发来十条消息,彭朗最多回两条,电话则一个都不接。
苏涵水不清楚彭朗杜绝联络的原因,也不甘心失去彭朗的注视。
他长了那样一双多情的眼睛,望住她的时候却专心致志,仿佛这辈子都不会再看别人一眼。
为了捍卫自己独一无二的位置,苏涵水借了一笔钱买票飞往巴黎。
那天是圣诞节后的第三天,戴高乐机场外下了场雪,鹅毛大雪,积雪埋过鞋面,苏涵水穿了件白色羽绒服,长度到小腿肚,巴黎人不怎么穿长羽绒服。
彭朗来接她,披一身黑色的羊绒大衣,脸上没什么表情,沉默寡言的。
苏涵水还没说话眼泪就先掉下来。彭朗已经厌倦了她的眼泪,听苏涵水激烈质问一番,不想回答她的问题,只能没话找话,说巴黎很少下雪。
她抽噎着挽住彭朗的胳膊,羽绒服袖子鼓鼓囊囊塞进他臂弯,彭朗抽回大衣袖子,走在她身侧,两个人中间隔二十厘米,苏涵水往他那边挪一步,彭朗就撤一步。
苏涵水听一些朋友说过,拴住男人最好的方式就是陪他睡觉。她知道彭朗没和别人睡过,如果今天晚上可以躺在他身边,她就是第一个完全占有彭朗的人,这位置独一无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