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芸芸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扑簌簌落下。她哽咽着说,“我知道……我知道……希望你到莫斯科能找着她……”
“谢谢!”我看着她,心里忽然很难受。“我们各自保重吧!”
她抬眼望着我,“你的那位娜塔莎回国多时,说不定已经嫁人了……”她又垂下眼帘,双手局促不安地捏着衣角,“我……我是说……万一她嫁人了,还有我等着你……”她又抬起泪汪汪的双眼看我,看得我心里纷乱。
我赶忙把目光移开,看着自己的脚尖,没有回答她。
只有从栈桥公园那边远远吹过来的海风,轻拂着乱如思绪的头发。
火车撕心裂肺地响了一声,离别的时候到了,王芸芸猛地拥抱了我一下,哭得像个泪人,塞给我一封信。
上了车,望着掩面哭泣的王芸芸在车窗外一点点向后退去,我心中升起了对这个女孩的一丝丝愧疚之情。
走进车厢,放好东西,我坐到座位上,打开信纸,扑入眼帘的是王芸芸娟秀的笔迹,抄写着普希金的一首诗歌:
《我曾经爱过你……》
我曾经爱过你
这爱情也许还没有完全在我的心中止熄;
但是别让这爱情再把你惊扰;
我不愿有什么再让你忧郁。
我曾经默默地无望地爱过你,
时而苦于胆怯,时而苦于妒忌;
我曾爱你那样真诚那样温存,
上帝保佑别人也能这样地爱你
……
我心头升起莫名的伤感,在我困顿的时候、在我流浪的陌生城市,曾经有一个人这么真心地爱过我……
路遇同胞
1992年秋天。北京。
晴空蓝天,太阳暖暖的照着,风却还有些许寒意。
首都国际机场人头攒动,到处是推着大箱小包的赶机人。
堆满了行李的手推车,前行时不时漂移,稍不注意就碰在了一起,双方都忙不迭地的说着对不起。
海关申报单填完之后,我把那一箱泡泡糖、人参酒、二锅头办理了托运,然后通过海关与安检。
掏出身上的物品,摘下手机、脱去大衣,通过安检门。再在小塑料筐里拿回自己的物品,走向侯机厅。
排队进机的人,多是黄皮肤的同胞,一群看似倒爷的人正在一脸兴奋地大声交谈。几个穿着裘皮大衣的俄罗斯美女,轻声说着地道的俄语。
飞机不断滑行,对准跑道。
猛然加速、发动机轰鸣,强烈的推背感传来。
飞机不断爬升,小小的舷窗外,地面上的街道、小区变成了卫星地图。
偶尔传来的失重感与紧急门旁空姐的对望,让人有点不安。飞机终于克服爬升过程中的暂时下坠,稳定地向着太阳飞去。
舷窗外白茫茫一片,只有机舱中的大屏幕显示我们正飞过高山河流。伴随着新闻播报,空姐开始发给大家一包花生米和一杯饮料。机舱内热闹起来,一扫飞机爬升时的一片静寂。
喝着热咖啡,信手翻着随机杂志,感觉仿佛是坐在一辆飞驰的火车上,没有了飞在空中的一丝担心。而大屏幕上的数据告诉我们,飞机正处于7、8千米的高空,以7、8百公里每小时的速度飞行。
空姐的大推车又慢慢过来了,开始向大家分发晚餐。巧克力方形小蛋糕、牛肉白菜米饭、小圆面包、香肠凉拌菜,外加一包小榨菜。
太阳光从舷窗照射进来,暖暖地落在前排座椅后背翻下的小桌上。红黄色的太阳下满是红色和蓝灰色的条条彩云,在金光四射的天空中,增添了几分瑰丽和神秘。
飞机终于不能追上太阳的脚步,天空渐渐暗淡起来。机舱内的灯熄灭了一部分,几个旅客正借助于那伸向不同方向的舱顶射灯中发出的一束光线看着书报。而我也全然毫无睡意,一边信手翻看着机上的杂志,一边想着到莫斯科能否顺利地找到娜塔莎。
时间飞快流逝,晚上11点时舱灯又亮了起来,空姐开始分发饮料和一个汉堡包的快餐。机上再次热闹起来,再过1小时就要降落了。
莫斯科,谢列梅捷沃2号机场。
跑道上的行行地灯,已然清晰可见。舱内大屏幕上不断变换的降落时间,告诉我们飞机正在盘旋。
一阵略带沉闷的飞机轮胎着陆撞击之后,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飞机继续滑行,舱门对接,从头顶托拉式行李厢中取了大衣和提包的旅客纷纷列队而出。
舱门通道内已是穿着草绿色制服、头带雷锋帽的俄方机场人员。穿过候机厅内不锈钢隔出的狭窄走廊,没完没了地拐弯、拐弯、再拐弯……
最后终于到达了一个有着4、5个小铁皮屋的入境检查口。一条画在水泥地上、写着“四海皆似家”大大字母的红线把人们拦在了后面。在线后耐心等待的人们,眼睛都盯着前面的铁皮屋。穿着鸭蛋青制服的俄罗斯年轻女人,正坐在电脑前核对护照持有人的信息。不时抬头打量几眼站在窗外提心吊胆的入境人。
盖戳通过的便如释重负,迅速接过护照通过电子磁铁锁的铁栏杆,在身后留下“咣啷”一声脆响。没能通过的人被用英语告知靠边站。
好不容易轮到我,女检查员接过我的护照,在电脑键盘上一阵敲打,又抬头用犀利的眼神看了看我。直看得我心里发毛,深怕出现意外。好在她低下头,“啪”地一声,给我盖了戳。我连忙接过护照,说声“死吧睡吧”,逃也似地向前走去。
一条巨大的S形不锈钢行李输送带,泛着冷光。稀稀拉拉的几件行李,告诉我们还得耐心等待。
没想到,左等右等,行李传送带往复运转,就是不见我的行李。
举目打量,还有不少人围在行李传送带的旁边。其中,十来位好像还是中国面孔。他们不时看一下传送带上的行李,然后又失望地企盼着下一个即将到来的行李。
但是传送带上的行李愈来愈少,最后居然停止了。取了行李的人走了,留下了大概二三十位同病相怜的旅客。
在俄罗斯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我们向旁边的一个办公室走去。
工作台前,围满了焦急万分的人们。
“排队,请填写表格!行李到了会通知你们来取!估计大部分行李明天就能到……”
闹哄哄的人群,慢慢静了下来,排成一条长龙。
几个中国人,看来不懂俄语。
他们对工作台后俄罗斯工作人员的问话,面面相觑,一问三不知。
俄方无非是问些“你叫什么名字?来俄罗斯干什么?打算呆多长时间?……”
我走上前,帮他们一一作答。然后,又帮助他们填写了相关表格。
没想到,后面队列中还有他们一起来的老乡。
好人做到底。我又帮他们的老乡回答了俄方工作人员的问题、填写了表格。
终于填写完自己的个人信息。长吐一口气,终于忙完了。时间距离下飞机已经过去了1个多小时。
“你是大使馆的吧?”我们一起往出口走去,他们其中的一个人问道,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不是……”我笑道。我记起来他好像叫陈小林,刚才表格上是这么填的。
“是政府部门的?”他很吃惊。
“也不是……”我看着他,摇摇头。
“那您为什么帮我们?……还帮了我们这么久?”他更加疑惑了。
“出门在外,都是中国人……”我轻描淡写。“互相帮助,应该做的……
“真是太谢谢你了!耽搁你这么久!”、“谢谢你啊!”、“谢谢!”他们在出口与我道别,一再表达自己的谢意。
我感觉他们太客气了,只是顺便帮了他们,没费什么劲,只花了点时间。便笑笑,“举手之劳,何足挂齿!”
故友相见
旅客像五颜六色的潮水,源源不断地涌动着,在出口变宽。
对向而立的接机的人们,像密密麻麻的森林一样挺立。他们有的捧着鲜花,有的举着纸牌。
“江……”
在到达厅乘客出口处苦苦等候的托尼亚,看见我,马上过来一个熊抱。他的脸上,掩饰不住喜悦之情。“江,我们又见面了!”
我想起了我们第一次见面。他的身材没像在中国时那样胖了。脸上也没有像在中国山城工厂那时候神采飞扬、无忧无虑。而是刻上一些岁月风霜留下的痕迹,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显而易见,在这个非常时期,托尼亚也受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