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寄出的三封信(69)

好不容易轮到我，数学老师已经拿起饭盒准备热饭，我站在门外，他没看见，我想着等他吃完吧，但刚转身，他就叫住我，“哎回来，走干嘛？”

“您不是要吃饭吗？”

“晚十分钟吃又不会死。”他戴上眼镜，“哪题不会。”

我有一堆题要问，又觉得这个点挨个问简直不是人，就缩减到最难的一题，“这题。”

他显然看见我书上画的圈了，把饭盒放到一旁，挨个讲解起来。

讲完已经十二点半，他问我懂了没，我说懂了，又说不好意思，他说不用不好意思，懂了就是最大的收获。

“这个点，你也饿了吧，赶紧去吃饭吧。”

“好，谢谢老师。”

我往口袋里一掏，靠，我钱呢？

使劲掏，动静大得很，就怕老师认为我想蹭饭。四目相对，他尴尬地推了推眼镜，我尴尬地咽了咽口水，想给他调我家的监控，我真带钱了。

几秒后，他把我的校服口袋翻过来，并从下方看见我漏出来的中指，有被冒犯到，却还是可惜地说：“破了。”

我把中指缩回来，“……嗯。”

“那钱是掉了？”

“……应该。”

十分钟后，我俩来到食堂，他端着加热过的便当，我端着他付钱的餐盘，面对面地坐。

我从小到大就没跟老师这么近过，差点连筷子都不知道怎么拿，他好像也没跟我这种学生相处太多，一只大虾夹了三次才夹起来，问我：“你之前在哈尔滨念书？”

“是。”

“那里的雪是不是很大？”

“是。”

然后呢？

还要聊什么？

所以到底是谁发明了中午要吃饭这件事？

一顿饭尴尬地吃完，他来了电话，数学组要开会，他把饭盒塞包里推给我，“帮我拿去办公室，我现在得赶去开会。”

“好。”

办公室没人，桌面上放着散开的枸杞，饮水机旁立着两个空桶，作业和试卷堆叠，能看出高三老师跟高三生压力一样大。

有个桌子上有盆花，在这苍严白纸中显得生机勃勃，我走过去闻了一下，不知道花名，但香味驱赶了大半天的疲惫。

转身找到数学老师的办公桌，把饭盒放好，就走了。

下午第一节 是政治，铃响之后政治老师还没来，有个胆大的学生在门外蹲守，看了几分钟，办公室那边还是没动静，不禁问班长：“班长，要不要去办公室看看，政治老师是不是忘记下午有课了。”

班长也觉得奇怪，起身去叫老师，刚出门就被班主任截回来，班主任表情很不好，目光在我们身上游移，“我们班虽然不是尖子班，但我相信你们每一个人的品行，成绩不好不代表一切，人品过关才能在社会上立足，政治老师今天没来上课，想必大家都很奇怪，她丢了一块手表，十分贵重，这不是简单两句话可以解决的，而是上升到学校里有没有小偷这件事。”

这话说完，已经有人小声议论起来，班主任拍了下黑板擦，让我们安静，“我对你们都抱有期望，如果是我们班学生拿的，下课到我办公室私聊，我会把这件事的影响降到最低，如果不是，我就能挺直腰杆去别的班调查，我再问一遍，是不是我们班偷的？”

没人应声，倒是有几个人看了下我，耳环、戒指、手表，一个谎言升了起来，别人自然会把同类事件与之挂钩。

班主任走后没几分钟，政治老师就来了，焦急的模样还没散去，把书打开后，状态就迅速调整了过来。

那节课，我耳朵嗡嗡的，四周无声的指认让我眼神涣散，几个知识点没记请，前桌回头看了眼我，把刚才的重点给我看，又在老师转身后小声说：“去年考点，好好背。”

注意力微微集中了些，“好，谢谢。”

有时我也会对比，相较最开始而言，我至少有了零零散散的后援。

就够了。

下课后我们才知道这块表到底有多贵，如果真是被偷的，那小偷肯定要承担法律责任。

事情往这方面发展，大家都惶恐起来，有人恨不得赶紧抓个人定罪，好消除飘在后脑勺的危机感。

下午的课程全部结束，班主任堵住大家去吃饭的路，厉声问：“中午谁去过办公室？”

去问题目的人都站了起来，包括我，她又问：“一点左右谁进去过？”

大家纷纷坐下，我的身影就显得特别突出。

“温锁？”她说，“你进去干嘛？”

“帮数学老师放饭盒。”

“那你看见政治老师的手表了吗？”

“没。”

“除你之外还有没有看见过别的人？”

“没。”

简单的问话之后，她出去打了电话，那些眼神在她转身之时就有节奏地往我瞟，心一旦千疮百孔过，人就特别坚强，至少此刻我一点没虚，还抓住一个问：“看什么看？”